20140522

分類與標籤化--日常進行的社會科學實踐

  這標題說來沉重。我們日常生活最常實踐的社會科學精神,便是分類與標籤化。經濟學要區分國內外產值投資消費剩餘、政治學針對客體進行類別化分類、社會學試圖區分階層與階級,無論如何,就是不斷地以某些價值與準則,進行分類。

  分類與標籤化,我們總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之。

  醉漢嗎?遊民嗎?先把將之設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排除至近乎無所屬無群體的邊緣。結果,都不是。結果是還不錯的高中、大學,家庭經濟都正常,甚至可說,在這種普遍的數據(教育社經狀況)上,他應該是在一般,甚至可能達到第三四分位數的水準(Q3)。疑,那該怎麼標籤化呢?

  先看看是不是同性戀、先看看有無帶原某些傳染病、再看看是不是身心靈異常、或者是不是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最後補句「有參加學運嗎?」,死命的貼上標籤,但都黏不住。結果,似乎都沒有,怎麼辦?分類化的實踐真受挫了,他就是個普通人。

  所以,還是應是要分類與標籤化。他一定是愛打電玩、太宅了、愛看大逃殺小說,所以才會這樣子!好像找到一個答案了,即便是錯誤歸納,也覺得心靈慰藉,至少有個像是答案的說法,至少好像有個標的可以做出預防性羈押,以後我們就查緝所有電玩/電動/影集/歷史書/小說,通通都不要看吧。

  就只是想要分類,讓他不是我們;就只是想要標籤化,讓討厭的人事物都貼上糟糕的標籤;就只是想找個答案,自己騙自己。

北捷事件與暴力的終極形式

  「在何種情況下,被認為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會執行或被認為得予,終結任何人的生命(包含自己)?」始終是個大哉問。這就是暴力的終極形式,為何會發生?為何可以允許?
 
  同樣的。當國家以死刑來制裁之時,便是以終極暴力的形式來回應暴力。如果一命換一命並且殺雞儆猴,好像還有點通。但如果數條人命卻只用一條人命抵償(說是抵償,但其實債權的償還方向也不是很清楚)呢?又如果以為可以教化、威嚇人民,但又不是很有效果呢?
 
  執行終極暴力,若根本沒有對等的賠償關係,也沒有教化威嚇作用,那麼執行之目的就應該思量一下。尤其當司法檢調受到質疑,當監禁徒刑的執行受到質疑否則,更應該思考國家對於暴力的懲戒方式。否則,只是站在反對暴力的對立面,但仍舊是暴力的一環。
 
  面對廢死之議題,台灣目前社會應該沒有普遍共識接受。至於是否能有共識,就有待廢死盟與反廢死盟的倡議,讓公民意志選擇下,說服對立方是否願意讓國家執行此終極暴力(剝奪所有權力的最終形式)。
 
  因此,面對此次的事件,我認為根本不需要太tone到廢死與否。至少,我們最近還有在執行死刑。
 
  關於北捷鄭同學之行徑,在意測他的動機目的手端之前,我比較想先臆測群眾與媒體。畢竟,鄭同學的行為能力已經終結,但媒體和群眾還是會不斷膨脹、解壓縮、任意發散。
 
  此時一定會有諸多議題趁機跳入,試圖主導「社論議程」,想要把事件導到例如宅宅、大學生教育、公共安全、反社會情節或精神身心疾病、家庭教養等等。其中,有幾項是應該被注意而不被牽著走的--其實就是關於「自由」的概念。教育良好而受規訓的國民、充滿監視警察遍佈的公共空間、受到規格化協助的家庭教養、精神身心疾病的排除與治療,這些其實就是針對「自由」的限縮,犧牲宅居自由、思想自由、行動自由、教養自由、精神自由,召喚名為「安全」的國家公權力保障(公權力也是暴力的一種形式)。
 
  是否值得犧牲自由、召喚安全?我不知道。在社會範疇中,我們就是不斷地在交換和選擇,存於社會,自然得依附集體選擇的結果。問題是,我們的社會集體知道自己在選擇、交換的是什麼嗎?知道自己在犧牲召喚什麼嗎?不是每個人都是武藤遊戲,可以神抽青眼白龍--往往我們抽到的是史萊姆。
  小結語:國家暴力比個人暴力還驚人,千萬不能太依賴國家暴力來維持社會;若不警覺國家暴力無孔不入與恆存,我們終究會走向法西斯之路而失去身為人的自由。

20140518

2014第九屆全國規劃系所實習聯展論壇

  1. 許多老師都提到,要讓學生們有更多的交流時間,這點我也蠻認同的。每天在學校聽老師講、聽自己同學講都蠻膩了,如果有更多場合可以與外校系同學針對專業議題,針鋒相對一下,未嘗不可。大概就15分鐘發表,3組在1小時內完成,接著交互詰問1小時,最後老師講評0.5小時吧,雖然冗長,但互動與意義更豐富。

  2. 意義是三小?這大概是城鄉所最容易被挑戰的核心問題「你們意義何在?」、「你們這樣可行嗎?」、「你們是在挑戰政府和法規嗎?」。是呀,就是在挑戰既有框架。說真的,我也不覺得意義會當場兌現,但會在不同時間、空間、客體上展現。今日針對某項議題探究,這過程會投射到個人的學思歷程、會影響當地居民對於自身地方的檢視角度、會改變既有的社群輿論、會促成未來的某些轉變。如果我們認為有可能變更好,就做吧,不用急著現在兌現意義。

  3. 如黃宏順學長最後結語所言(結的很好,很通盤),規劃專業有很多可貴之處(所以送了一些人進去考、監兩院),無論是專業整合(其實我更愛"調和"這詞彙)、專業通才,或者對於未來的想像、過往的通盤檢討,這些是規劃專業所需的基本宏觀視野。同樣的,對於公共利益的探究,從事此途都不可避免,但公私利益的「界線」會是一路伴隨我們的繩索,或許無解,但總得面對。除了公私利益的界線,價值的選定也會一路相隨,就讓我們尊重彼此價值,認清自己的價值判斷邏輯,門打開,別設限,大步向前、繼續努力吧。

  4. 對於整體的規劃實習,很多東西都還是援用30~40年前剛從美國引進來的那一套藍圖式規劃邏輯,沒有不好,但可以更好。許多系所都在談「變遷」,但大多止步於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固然重要,但社會性的時空變遷也很重要。如果我們都願意對著氣候變遷調整規劃思維,那麼我們在面對社會結構變遷、政經變遷、時空變遷,我們如何調整規劃工具運用,如何調整規劃的價值思為呢?這點,許多學生們已經發現問題了,但卻未能適時獲得指引。

  5. 幾個詞句被我圈註了:從菁英規劃到社群主義、大家都想縫合、在地關懷、遊學活、做TOD但不講TOD、大小尺度的拉扯、過渡帶、年過半百慵懶一點。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之3〈空間是個關鍵字〉

  〈空間是個關鍵字〉是本書的第三部分,承繼〈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與〈不均地理發展筆記〉之後,說明「空間」意義脈絡以及往往被省略但相當複雜的內蘊與修飾。

  若是從事都市、建築或景觀相關的規劃、設計或研究,自然不會把「空間」排除在論述、思緒與邏輯過程。但,假若是其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科,是否應把納入討論呢?答案是肯定的。若無空間的意論、乘載、容承,恐怕力量和論述如何運作都會顯得虛無飄渺,類似《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極力吹捧制度,卻無視運作制度的各種尺度、層次的空間。是的,空間是有各種尺度、層次的,應該以不同方式來理解的。這正是本文所要陳述的基本概念。

  在1973年時,Harvey就在他先前的著作中提出了三種理解空間的不同方式:絕對的、相對的、關係性的。絕對的空間,就是牛頓與迪卡兒的空間是幾何、可計算,沒有任何曖昧和不確而可以精準測量,而空間本身就是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相對的空間,則是愛因斯坦的空間,空間架構是被相對化的,空間與時間是無法被分離思考的,應該以時空的聯合概念來認知,此種空間被理解為與物體之間的關係,例如各種移動和摩擦成本的討論;關係性空間,則是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物體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才存在,因此過程並非發生在空間之中,而是界定了空間的框架,是難以測量但真實存在,可以理解成是集體記憶、美學判斷與其他意義展現的空間。

  這三種空間不應獨立解讀,而是具有某種階層性的相互辯證張力。亦即,絕對空間本身包含了絕對空間,但若是關係性空間則可能包含了相對空間與絕對空間。而我們的思考和辯證,也應該在三種空間當中游移論證,而駐紮就不動了。

  游移在三種空間中的論證則牽涉了我們如何擺放自身的時空框架,我們的身上都存有多重意義:性別、族裔、國籍、社會角色和地方認同等等,而這一切的關係性必然以某種方式進入我們主體的政治意識,而重新展現內化於特定政治主體的外在事件與空間邏輯。所以,空間是理解有形事物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各種理論廣泛援用的空間隱喻。是看得見的,也是看不見但能理解的。所以,如何理解、如何游移辯證、如何接合就顯得很重要。

  在空間化思想的辨思上,Harvey偏好引用列斐伏爾(雷飛虎,Leferbvre)的空間傳統。列斐伏爾在先人的基礎上,建構了三種空間化的思想:物質空間、空間再現、再現的空間。物質空間是著向物理接觸和感官開放的感知空間,就是經驗的空間,空間再現則是構想與再現出來的空間,再現的空間則是納入日常生活的感官、想像、情感與意義的生活空間。
Edvard Munch《The Scream
例如孟克的吶喊。這幅畫本身是物質空間中的客體(可摸可接觸可感知可經驗),但同時也是再現了一種心理狀態的(特定概念的再現),並且以某些物理形式再現了他的心理狀態(與生活經驗的接合)。

  在各家空間研究學說提出的時代,Harvey提出了他自我感覺很跳Tone的思維,把他主張的絕對、相對和關係性空間與列斐伏爾的物值空間、再現空間及空間再現整合,形成一個三乘三的矩陣。當然,Harvey自己也知道,這種絕對空間的矩陣有其自我侷限性,揭示力量也是有限的,優點是可以清楚辨析現象,缺點則是我們需要用更多想像力去跨越矩陣的限制。作者也建議,讀者應該自由建構、游移對於矩陣的解讀。

A matrix of spatialities for Marxian LINK
  其實,如果可以理解這三乘三的空間到底怎麼運作,感覺似乎就大功告成可以打完收工了。但Harvey還有很多東西要說,於是他再次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所引介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這三個關鍵概念,將它們置入這個舉陣當中。個別工人、機器、產品、房舍、土地以及實際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都是在絕對時空中可以被描述及理解的;交換導向的商品、貨幣、資本和勞動力等等,則是屬於交換價值而在相對空間中不斷追求循環和交換;價值是一種關係性概念,如馬克思索研,價值是非物質但客觀的,因此價值建構了物質關係,再進一步建構了社會關係,因此,價值是關係性的社會關係,因為價值內化了勞動過程的歷史地理,在世界市場中的資本積累條件下,而與許多生產過程和社會關係產生關聯而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在這樣的辯證閱讀下,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去游移,把理論暫放在矩陣中思考,異化、拜物慾望、剝削關係等,也能在當中找到一個可被理解的位置。(把資本的討論丟到三乘三的矩陣中去討論,實在是一種思維上的跳躍,此部分強烈建議去找本書來看,會有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視覺衝擊)

  在矩陣上的討論,Havey不斷強調「讓張力橫越矩陣的所有位置而辯證地移動」,是對讀者的再再提醒。矩陣是暫放而協助認識,並不是事物、論證應該定居的位址,保持游移的恆動性才能更充分理解空間的複雜與曖昧。

  本文所討論的空間認識和辯證方式,最後用了公共空間的例子來說明。作者呼應米契爾的乎告,主張「公共空間是非物質的」。配合我的空間規劃專業來理解--可以認為,公共空間作落在一個絕對空間位址上,但它應該應該連結上和其他空間配置的相對關係,以及與社會、地方、活動和日常生活產生關係性連結,使得該空間同時被絕對、相對和關係性理解、使用,這樣空間才有意義,它所處的地方也才與它有共同意義。進而可以超越物質空間的限制,而賦予該公共空間有更多的空間再現,甚至形成另一番的再現空間。

  總結,空間的意義不只是三小,更是三乘三的游移辯證。

20140515

以誰之名?

  本次2015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主題是【以誰之名?】。初見此題,腦中浮現幾個名字:周杰倫(以父之名)、金田一一(爺ちゃんの名にかけて!)、木之本櫻(あなたの新しい主人の小さい桜で……)、馬英九(你好,我爸爸是……)。

  以誰之名,是個好問題。有人不覺得代議士可以代表人民行使公民權、有人不覺得運動者可以代表全體公民、有人不覺得保守勢力可以代表基進主張、有人不覺得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有人不覺得台灣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無論如何,在自主(Liberty)的前提下,似乎沒有什麼人事物可以彼此或單向的充分代表。但還是奢求,能以什麼之名,做點什麼之事,於是期待一種民主想像的實踐。

  但,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前提和目標。無奈,前提不存在、目標辦不到,手段只能徒然。於是乎,自主、自由,甚至連民主,都遙不可及了。只能以小確幸之名,繼續吃著又油又肥又好吃的爌肉飯,吃了一口,看著漬油,「啊,原來,我們未曾自由過」--像是薛丁格的貓(Erwin Schrödinger's Cat)。

20140507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以制度包裹上市的新自由主義

以制度包裹上市的新自由主義
本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由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與政治學家(James A. Robinson)合作十五年並撰寫而成,是一個很適合拿來複習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的好書,但對於政治學或經濟學的密度並不是太高。一言以蔽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因為制度。因為制度漂移的小差異使得關鍵時期出現時,國家會有不同的走向。硬要寫一個意會的公式概念,大概是長這樣子:

國家成敗=〔制度漂移 × 關鍵時刻〕= 〔廣納/榨取〕‧〔政治/經濟〕

本書前三章分別說明了三件事情,1)為什麼文化、族群和地理環境一樣美墨邊界城市「諾加雷斯」南北兩側的經濟發展不一樣;2)為什麼地理環境、文化或領導人不思長進,並非貧困的主因;3)富裕和貧困源於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首先,兩位作者用很簡單的概念和數據描敘了「諾加雷斯」,並直接點出來,並非文化、族群和地理環境造成南北兩側的經濟發展不同,問題就在於制度。進入第二章,再次駁斥了其他三種假說:源於孟德斯鳩的地理假說(也順便批了槍砲、病菌與鋼鐵的環境決定論)、源於馬克斯韋伯的文化假說(這種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概念自然有很多破綻)、以及無知假說(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要)。駁斥了這三項假說之後,作者認為並非文化、族群和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貧困或富裕,而是另外一種更決定性的因素,決定了科技、生產技術的散播不平均--制度

  所謂的制度就是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並分別有榨取式和廣納式等兩種型態,並不斷說明此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相互反饋的迴路過程,壓榨經濟源於壓榨政治,壓榨政治不願放棄壓榨經濟;廣納政治產出廣納經濟,廣納經濟造就廣納政治。如本書所言「經濟學假設政治問題已經解決」(但問題始終存在)、「政治是社會選擇管理社會的規則的過程」(包含了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制度促進的經濟成長,會同時製造贏家與輸家」(此即熊彼得所稱之創造性破壞)。

  因此,作者認為黑死病襲來,東歐走向更集權的榨取制度、西歐則專制瓦解而走向廣納制度,正是關鍵時期與制度漂移的相互作用關係。社會本來就會不斷發生政治、經濟等層面的衝突,並且在社會中以不同方式解決問題,因而產生歷史差異,何以有這些制度選擇、制度漂移、關鍵時期應對的差異呢?作者的答案,往往是--偶然與隨機。其實,這點很像是個答案,卻又覺得好像不太負責任,但或許歷史本身就是不斷的偶然與隨機吧。總之,不斷偶然堆砌的小差異,形成日後越來越大的制度差異,以至於在關鍵時期有了不同的反應,所以工業革命發生了,並且選擇在英格蘭。

  對於〔廣納/榨取〕‧〔政治/經濟〕這四種組合,作者認為會形成良性/惡性循環。廣納政治會促成廣納經濟,廣納經濟會協助鞏固廣納政治;反之,榨取政治會因為缺乏誘因與精英抵抗,而更加專制地鞏固榨取經濟,而詐取經濟也會反過來回饋榨取政治。相互的迴圈會不斷鞏固、循環。

  這時候有人就會提問了,但有些專制集權國家,仍舊可以創造經濟成長呀?例如沙俄、帝俄或者近代中國等。作者認為,這是有限成長的榨取制度,藉由榨取政治的分配來調整生產,但因為缺乏廣納的政治與商業誘因,所以未能完全吸引資金、創意流入。這種成長是有限而建立在快速投資,而非建構在創造性破壞上。

  是的,創造性破壞(The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重新配置各種生產要素以追求更高的利潤,包含了資本、土地、機器、創意、人力、權力和階級等等。因為廣納經濟的特色(對於私有財產權的各式處分行為之保障),使得民間願意追求更多的利潤、激發更多創意,貿易、生產、交換、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願意嘗試、願意投資,當然這些資本投資也會反過來改變既有的貧富階級,可能有人因而向上爬升、有人跌落,造成政治或經濟權力的改變。若是此種成長的創造性開始產生破壞時,專制集權的榨取政治制度,當然是會介入節制,因而限制了更進一步的創造性破壞及其後帶來的成長與廣納經濟。

  這種創造性破壞有時候是外來的。例如19世紀之後,歐美勢力進入亞洲,日本就在各種因素之下被迫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創造性破壞,而清朝則是選擇自強運動引進西方兵器,但本質是仍舊維持一樣的榨取政治與經濟制度。對於關鍵時期的不同反應方式,造成20世紀雙邊的政治與經濟實力落差,甚至造成當代國家發展的差異。

  看到這邊,對於本書兩位作者對於制度的看法和探討已經差不多了,作者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解釋了千年來的各地發展差異,雖說是「制度」,但又跟公共管理或者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不太一樣。不如說像是在大力讚揚廣納經濟(私有財產權的保障)與廣納政治(有點不明確,但應是美國式的民主)。此種讚賞,稍微想想之後,我認為可以稱之為以制度包裹上市的新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沒有面對國家內部的失敗。

  首先,作者所提制度而造成的技術散播不平均,其實就雷同於David Harvey《新自由主義的空間》所稱的不均地理發展,只是Harvey的不均地理發展有再進一步帶入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所掀起的新自由主義波瀾,以至於不均地理發展並不只是單純的壓榨/廣納/政治/經濟,而是更複雜的共構。同時,Harvey在《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一書中也批了《槍砲、病菌和鋼鐵》的環境決定論,一樣是批判,但與本書的批判方向不盡相同,但終究可歸納為戴蒙的歷史地理唯物般的環境決定論,就是忽略了地理本身是經由空間生產、制度、勞動、領域化與去領域化、技術化、生活時間等方式所塑造出來的,再簡略一點說的,則可回到本書所稱的,問題就是源於制度,一種具有空間概念的政治與經濟制度

  再來則是有點複雜而作者自己有試圖解釋,但我認為未有效解釋的概念。作者認為,集權壓榨式政治不利經濟發展。例如剛果和北朝鮮,政治和經濟都在領導者手中,但索馬利亞的經濟和政治的弱後發展則是源於權力太過分散而無法創造有效制度。好的,除了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外,似乎應該要探討「權力的流動」。如果,目前尚未有效的解釋此種權力的流動。例如,權力是有效、均衡的流動在各個階層、部門,或許可以符合本書所稱的廣納式政治,但若權力是灘散在各個部落、宗族而無法整合其來,恐怕也無法建構有效率的政治或經濟制度。因此,權力的流動攸關了政治及經濟制度是否能有效建制。但目前仍無法說明,何種方式可以促成權力有效流動而營造適合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第三,延續對於權力流動的討論,我認為作者所提的廣納經濟(私有產權的處分保障),呼應到當前資本與金融運作方式(錢滾錢,無中生有創造錢),這種資本的流動滲透力,影響力更勝權力流動,甚至連政治、政黨或政府成為了商品化後而可競價的商品,政府根本就是被置於資本迴圈當中,稱不上廣納政治和廣納經濟的良性互動循環。以往,所謂的榨取制度是無法資本和階級流動;如今,似乎沒有詐取,但藉由壟斷和偏差動員,創造一個新的強大的政治經濟迴圈,未能參與其中者,只能在旁邊吃土玩沙。(我好像可以自由創業,但……;我好像可以投票選舉,但……)

  第四,因此我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代的國際秩序建立,國家們的邊界逐漸維持了(雖然仍有變動),即使國家不再擴張,但資本仍舊快速流動著,政治定錨但經濟權力也趁機擴大。既然國家不在持續擴張政治的守備範圍,那就由經濟來蠶食鯨吞,於是事物都商品化、金融化了,包含政府、政黨和政治

  第五,因此套用作者提到的榨取政治制度被替代,延續者繼續榨取,我認為心有戚戚焉。日本時期,殖民統治創造了一個專制而集權的殖民體制,因為專制而集權,所以可以創造有限的成長,以及相當合乎母國利益的社會體制、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後續,當殖民政府離開後,取而帶之者,雖然制度移轉,但仍舊保有專制與集權特色。此時,韓國及臺灣的專制政府,藉著背後的美國勢力,引入資本來不斷投資國內的資本迴圈,使得榨取政治制度下的有限經濟成長,能比有限在多一點點,形成所謂的亞洲經濟成長典範之一。然而,當後續美援撤守之後,有限的成長觸頂,因而榨取政權受到挑戰,而後有臺、韓風起雲湧的1990年代。但是,我並不認為風起雲湧之後,我們就走出了榨取政治與榨取經濟的迴圈。作者所提出的制度,並無法解釋台灣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社會生產關係,以及此二種關係同時掌控在同一統治集團手中的掐頸式關係,政治、經濟或社會等制度都被掐住了,都被納入它們的循環當中,其他人洗洗睡吧。此即所謂的台灣特色,難以有效疏理,也不用太期望國外學者可從外爬梳。

  第六,作者在最後一章提到了反托拉斯以及媒體,我認為是最後才補上的。兩位作者用了十餘年的時間,完成了絕大部分的章節,但到了2012年之後,托拉斯的運作和媒體運作,早就有了不一樣的玩法,因而在前面大部分章節都沒有論述到資本過度集中、資訊過度集中之影響。因此,我認為最後一章節才能有效帶出當代的問題,但並未完整把議題拔出來。其實,政治和經濟迴圈彼此正是一個賦權過程,協助/授與/奪取/排除等等,但是當資本壟斷的勢力介入媒體、介入網絡,讓資訊的傳播必須繞道或者被迫扭曲;當資本勢力介入政黨政治和公共體系之後,我實在無法樂觀認為廣納政治和廣納經濟的互惠成長

  總結,我認為,作者太樂觀期待廣納政治和廣納經濟的互惠迴圈。同時,太小看了當代金融、資本的生產方式的快速流動與積累。但沒關係,我從書中找到答案了,一切是偶然和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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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9 補充
  概略來說,作者認為「是制度推動政治、經濟迴圈,促成國家的成敗」←整本書就是這件事情(他們的成敗是美國式民主與資本主義繁榮)。而我覺得,應該有更多事物來促成國家成敗,而政治經濟迴圈與制度只是其中的副本過程和暫時紀錄存檔。

  因此,應該要討論的是這些「更多事物」,然而目前有限的學知和邏輯,又難以簡略描繪究竟是什麼來促成這些亂七八糟的大變動與小確幸。單純猜想的話,感覺很像是某些事物(權力?資本?關係?)的流動,連帶讓其他事物跟著被推動、夾帶、擠壓、排除、納入,但為什麼這些事物會流動呢??嗯………

20140503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之2〈不均地理發展筆記〉

之2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均地理發展筆記〉是本書的第二部分,承繼前篇探討新自由主義所帶來之階級力量復辟,說明「不均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的理論探討,最後Harvey直接指明了,如果,資本主義是透過不均地理發展而存活,如果資本主義就是不均地理發展……在這樣的概念下去探討不均地理發展的理論化框架,就得正視長期且不斷變動的不均地理發展狀態(或許可以視之為長期且不斷變動的資本主義地理發展狀態)。

  何謂不均地理發展?白話一點的說法,可以理解成南北差異、城鄉差距、東西方文明差異、南北半球勞動力與資本差異,總之,就是不同地點/空間/地方,無論是本質上、觀察上、相對上、感覺上,就是有差異。這點,對照到《世界是平的》一書,以不均地理發展的概念來回應的話,就是若只關注到好像平坦的世界,就會忽視被擠入皺褶的差異,就會忘卻滲透在看似平滑表下面的各種互動與流動,總之,世界沒那麼平,它可能比想像的還要崎嶇不平

  在本書中,Harvey回顧四種思考方式切入不均地理發展理論,這四點其實跟《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所提的假說理論雷同,但拆解和整合方式並不同,詳細的兩書比對留待討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時再來一併比較,先來看看Harvey怎麼說。作者認為,1)歷史主義與擴散主義的詮釋,認為不均地理發展是因為源於中心的差異化擴散過成的產物,擴散差異使得有地方快、有地方慢,所以造成先進與落後之差異,快一點的就是文明、現代,落後的地方就需要被拯救、被輔導(甚至被入侵扶植),正當化了各種對外的的進步與發展口號所採取侵略;2)建構主義的觀點,則是聚焦於政治、軍事和地緣政治活動所支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導致有所差異的剝削,而個地方與外來剝削者則有不同的互動關係(歡迎來剝、頑強抵抗,甚至滅族滅國等);3)環境主義則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那種說法,人類適應多樣化的環境,因而產生了專殊化的分工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因此認為不均發展是由環境所規範的(此種理論,同時被國敗和本書吐槽);4)地緣政治的解釋,認為不均地理發展是在各種不同尺度上運作、於疆域上組織起來的強權之間,政治和社會鬥爭的無可預測產物,有點類似國敗一書的說法,又有點不一樣,但都同時做球給「偶然」和「意外」。

  針對這四種不同的思考方式,Harvey試著將這四種不同認識論狀態的條件制約,轉譯成同樣的敘事方式,創造可以彼此對話的場域,並提出了四種轉譯後的切入取徑:
  1)資本積累過程於社會生態生活網絡中的物質鑲嵌;
  2)奪取式積累(將各種勞動力、生產能量、貨幣或商品)都資本化、聚集,納入循環;
  3)資本積累於空間和時間中的擴大再生產之規律特質。
  4)在各種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會與階級的鬥爭動態

  四項取徑確認後,作者也不想就把他們裝在一起組合了事,而是採取強調內部關係,不斷協商、游移的辯證法,正視內外的特殊與普遍、抽象與具體;同時,建構一個足供辯證的空間(三重辯證空間),這會在第三部分談論到。

  不均地理發展,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將其社會性模式,在物質上鑲嵌到生活網絡中的不同方式,產生不斷演變、開放而非意圖的社會生態系統。簡單說,我們的各種社會活動,都會產生不同的空間營造後果。因為,活動總是需要奠基在某處,當資本主義要流動的時候,必然需要配合資本積累來調整、重塑、創造或破壞。反過來說,資本主義在流動時,也必須適應它所在的空間物質條件而由所調整。這正是所謂的社會即空間,社即是空,空即是社,活動改變空間,空間改變活動。在這樣的思考過程中,我們必須承認,各種工作、活動、吃喝的每一件事物活動,都是生產消費關係,都陷入資本循環與積累過程,因而我們身體所操演的各種空間活動,自然可視作資本主義的活動,因而鑲嵌入空間營造和生活網絡中,成為不均地理發展。同時,Harvey再次提出他的主張「紐約市並無任何不自然之處」,因此,包含生態和社會兩方面,都也應一併納入鑲嵌於生活網絡的概念之中。因而,所謂的不均地理發展,包含鑲嵌在生活網絡中的社會(活動)與生態(自然)
  
  隨著社會系統的發展與擴大,為了穩固自然有必要生產越來越多的剩餘(超出力即可用之使用價值)來求取生存(三口之家只要可以剩一週存糧、一箱泡麵即可過活,但若是三千萬人口的國家,事情就沒這麼簡單了)。所以,社會需要佔有和集中來自各處的剩餘,問題是--誰佔有?怎麼佔有?佔有後,如何使用?這全取決於政治發展與階級力量的運作,所以有歷史上的各種征戰、鬥爭,或者世界奇觀的建造。到了現代,資本家階級的崛起正是取源於占用剩餘的能力,而非生產的能力,把剩餘納為私有財產再重新投入資本循環創造剩餘或生產,逐漸形成掌握循環的資本階級,其他階級只能在旁邊吃剩餘所餘下的菜渣。當內部循環到了一定的極限之後,要擴大循環圈才能掌握更多動能維持循環,藉由對外奪取而創造更大的循環圈圈與動能。如何對外侵略才有效率呢?占用並坐落其中,接近以至掌控。所以碼頭、海峽,在地理關係上會被帝國主義軍事占領、社會政治結構也會被殖民主義入侵略奪、甚至資本也能占用我們的文化創意之剩餘(把生活文化包裝成商品回賣給我們)。佔用源於外部的強制力量穿透既有秩序,既有秩序無法對抗只能加入臣屬,再一次形成一個統治集團,佔有了汲取剩餘的有利位址

  無論從外面來、裡面來,變成一個社會網絡中的社會生態系統,或者一個奪取式積累的資本循環圈圈,資本都必須要有一個流動的力量,如果剩餘不夠積累那就拿別的(對外或者從其它階級,因而有衝突),藉此維持動態成長以免瓦解。因此,資本積累有幾項特徵:必須資本積累的成長、生產剝削、鬥爭是常態、技術變遷是好的、系統矛盾與不穩定、危機不可避免、若無法處理剩餘就會貶值,所以有矛盾、會衝突、要成長,同時有危機和貶值。因而必須藉由時空移轉(跟未來借用)和空間修補(跟空間借用)來舒緩這些循環圈圈內的衝突與矛盾。跟未來借用的時空移轉,便是利用大型工程計畫,把計畫期程拉長,或者藉由舉債、長期借貸,從未來創造現在的資本積累與剩餘佔用,但終究得償還,若無力償還,那就再跟未來的未來借用;跟空間借用的空間修補,則是所謂的東區升級、西區復興,或者說是把松山機場改變成中央公園與商辦住宅,都是移除/改造/創設,讓資金和人力一直有地方可以群聚(拆房、造房、買房、賣房、用房,大家都有事做),讓資本在空間上不斷重複佔有。

  前三段都一直隱藏著相同的問題,誰在循環內?誰被佔用?誰汲取剩餘?有人賺到錢,必然有人沒賺到,有人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必然有人失敗。得利者要穩固他們的社會群體網絡,要鞏固他們所佔有的位址和統治集團,要讓他們可以隨時啟動時空移轉和空間修補,因此形成強大的統治集團(在臺灣,稱呼為黨政商集團或許更實在),矛盾、衝突和鬥爭油然而生。有爽爽的統治集團,自然有不爽的被統治者們(稱不上集團,太過零散的被迫害利益),所以對統治集團而言,當然是要一邊統治、汲取、佔用、奪取,甚至招降、分化、排除或洗腦。這種階級(爽的跟不爽的)衝突,包含了兩個面向:直接衝突與不均地理衝突。首先,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的直接衝突,是最主要的戰場,利率、薪資、契約、生活水準、勞動條件等等,因干涉過廣,往往外溢到國家甚至國際層次,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必須處理的內政與外交事務,這便是大家所理解的各種勞資消費糾紛、社會環保運動、國際外交軍事衝突;其次,則是「圍繞著區域體而產生的鬥爭」之不均地理衝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行政與集體行動的疆域化、階級聯盟形構、爭取地緣政治優勢等等(套用到本書第三部分的概念,會更好理解),這種衝突直接聚焦於不均地理發展(具有空間感的鬥爭、衝突、矛盾),這些衝突不只是不均地理發展的產物,更是積極的能動者促使整個資本積累循環擴張推進向前。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有幾項事情可以彙整出來。首先,任何事物都被納入了資本循環當中,包含了勞動、活動、商品、生活、文化、空間、環境和自然等等;其次,資本循環不斷營造空間網絡,反之亦然,空間網絡也不斷改變資本循環;再者,循環與積累所及的差異之處,則引發了衝突、矛盾與鬥爭;最後,如果不作為,就只能被收編、被佔用、或者被汲取。因此,Harvey作後做出的假設則是「資本主義是透過不均地理發展而存活,如果資本主義就是不均地理發展……」。而我認為,面對臺灣當前的黨政商統治集團時,如果不作為就只能坐以待斃,但若要有積極作為,則應該在直接衝突以外,搶得具有優勢位址的空間佔有,反向佔有統治集團操作循環和積累的關鍵運作位址,藉此肢解、拆分統治集團,消滅應該是妄想,分化而讓各種力量運作或許比較務實。

20140501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之1〈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之1〈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本書包含三個部份,〈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不均地理發展筆記〉,以及〈空間是個關鍵詞〉,前兩者為2004年海德堡大學第8屆「赫特納講座」之修訂後講稿,並加上一篇論文。三篇各自完整獨立,也可互做參考,同樣也能與其他相關著作相互探究。本文先就〈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進行論述、讀書想想。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從時間序列和歷史事件探討新自由主義的轉向以及階級力量的復辟,包含了幾個主題: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轉向、新自由國家的形成與內在、新自由國家的各式成就、新自由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對立,以及新保守主義與其他的反應。

  作者David Harvey從美國入侵伊拉克、協助建立政權開始談論起,並探究20世紀各國的新自由主義角逐歷程與回應。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擴張等,連帶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蔓延,新自由主義隨侍在側,直到1970年代,柴契爾夫人與諾貝爾經濟學獎認證,新自由主義正式走向舞台的中間。

  所以他們主張並做了什麼呢?以自由市場、活絡經濟、促成競爭為名,解除各項管制、減徵稅賦、刪減預算。間接的鞏固壟斷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勢力,同時促成上層階級的力量復辟。超大型企業成為統治階級的載體,企業不斷鞏固政治工具。這些經由統治階級組合起來的聯盟,有著共同利益(魚幫水、水幫魚),而他們的敵人則是相對多元的、分散的群體。自然,新自由主義所形塑的統制聯盟穩穩地佔有領導地位,並且從英、美透過跨國企業、金融機構,藉由資金流通與軍事效果,向其他各國「輸出自由」

  Harvey說明了「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使命,是要創造優良的企業環境,要替資本積累塑造最佳條件,不論對就業或社會福利造成的任何後果」。在資本積累導向的使命之下,新自由主義國家試圖1)促進與刺激企業利益(減稅、特許權,甚至用國家經費協助建設)、2)各式資產私有化或解除管制(國營事業的私有化或轉讓)、3)以資本流動和彈性重振利潤率和競爭、4)敵視約束資本積累的社會團結(反工會、反社會運動)、5)撤回社會福利、衛生照護(減少社會安全網的預算)、6)以公私合夥推廣建設(但公部門承擔風險、企業收割利潤)、7)建立強制秩序(以警察權驅離、壓制或監視)、8)減少邊界貿易障礙、9)以國際競爭和全球化來規訓內部反抗(甚至形成新殖民資本主義)、10)不計代價擴展金融機構(用國家權力扶持、保障)、11)形成圍繞著金融化與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12)以精英治理反對民主和代議制度(包含各種不受監督的準政府機構)

  上列十餘項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特色,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在近期的ECFA、兩岸服貿協議、自由經濟區(4/30改名中華民國策略經濟發展區)、海基會、反社會運動、警察強制驅離、警政署與執政黨監控網路消息、各項勞建軍公保瀕臨破產、以美牛和服貿要脅國民、金融改革銀行合併、聯合開發BOT案等等,幾乎每一項都可以與我們的公共議題對上關係,所以,我們幾乎可以認定,我們是新自由主義國家(認證,蓋章,結案)。但,我認為,除了國家和企業的互動以外,這種所謂公私合夥、圍繞著金融化與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以外,我們更應該重視在這金融/統治集團之中穿針引線的強大單一政黨力量。而從實際的現實情況來看,新自由主義宣稱要促進全體人民福祉,但實則強化統治集團力量的復辟,且兩者差距越來越大。

  既然階級差距越來越大(全體福祉vs.統治集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為什麼還許多人深信不疑,甚至認為是唯一選擇呢?Harvey認為原因有二:首先,因為有些地方成功了,但這些成功是以其他地方作為代價(這概念很多位學者都有呼應),成功必然發生在某處,但卻模糊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普遍失敗,新自由主義部分的成功掩蓋了普遍的失敗;其二,從統治集團來看,新自由主義當然是成功的,它創造了穩定獲利的資本積累環境,而且可以不斷反饋穩固統治力量,當然成功(於是很多人被賣了,還幫忙數鈔票),因此新自由主義對於統治集團當然是Z>B。在此部份,我認為文化、教育和大眾傳媒有擔任的推波助瀾與根深蒂固的角色,例如我國的經濟學大多以新古典主義為主要授課內容,例如我國政府從十大建設經驗不斷訴說著擴大建設、擴大內需,例如媒體不斷散佈要競爭要拼才會贏。

  其實,從前兩三段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新自由主義的成就根本不在於生產或創造什麼,而是在重分配,將資產從普羅百姓移轉到統治集團,從落後國家移轉到富裕國家,Harvey稱之為「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例如,將土地、公共財、勞動力、天然資源、智慧財產權、社會衛生福利甚至社會文化都予以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把任何事物都納入交易體系當中,操弄金融危機與債務,形成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的資產(和權力)的重分配,一切好處都往統治集團集中

  事業做那麼大,總是會激起一些反彈(如果順民都還醒著的話)。這些經歷新自由主義而興起的國家內部矛盾,包含了:對於個體的關注凌駕於各種對於社會團結的群體關切(私大於公)、以司法判決確保私有財產權勝過社會正義(法律取代政治)、國家撤離社會衛生福利促使NGO進駐(使得社會供應私有化,反成了特洛伊木馬)。這幾項舉動,拆解了反動勢力的整體力量,精英式的NGO控制了他們所界定的利益,守備範圍以外的利益則交給別人解決,使得各種反動力量片段化,各種本應包裹在一起的利害權益關係被新自由主義裂解,進而各個擊破。

  對於此種被裂解的權利關係,Harvey認為,如果我們接受了,就別無選擇,生活在無盡的資本積累與經濟成長,不斷向外擴展。我們應該主張並爭取將現有的衍生權利視為基本權利,將言論、教育、經濟安全、集會結社、社會安全等等衍生權利,轉變成為如同生存的基本權利,並將私有財產和利潤率轉變為衍生權利而非基本權利。Harvey認為這種權利錯置,將促成政治經濟實踐的深遠革命。

  就此,事情有時候沒有那麼美好。如同前面所敘,當前我們的利害權益關係是被裂解而分成各種集團陣營,雖然都是站在統治集團的對立面,但彼此之間未能有效整合,甚至有些訴求和實踐過程是在強化統治集團的利益,使得統治集團不用出手,就能讓警眷跟鄉民們吵起架來,分散各種對立面的反對勢力。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統治集團呢?理解,接著改變。先是從傳統的弱勢組織,讓各種反動勢力的運作轉移橫跨整個公民社會光譜,變成公民的整體社會性騷動。藉由挑戰既定秩序,動搖統治階級的穩固。這種反動勢力的騷動,可以遏止統治集團不斷擴張,使穩固勢力稍稍減緩。同時,要主張並爭取一整套的公民權利,包含生命機會、政治結社、善治、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人身不可侵犯與完整性、完全的言論自由、健康的生活環境、公共財產與資源的集體控制、未來世代的公平性,以及內化於我們身為物種之地位的權利。

  對照到當前我們的局勢,確實應該以一整套的權利主張來回應統治集團。當然,在不同的歷史地理脈絡下,各個國家對於民主價值是有不同的想像,因此我們應當建立屬於我們價值主張,並以之為訴求,進而爭取,挑戰統治集團。以集體的、跨反動勢力、橫跨整體公民社會的力量,訴求我們所主張的公民權利與國家價值。